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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安骊姬，是我伤公之心也。

[42]孔颖达将上神理解为作为亡亲的先祖，但正如汤三才所见，上神与其先祖中的与，意味着上神与先祖为二：上神即先祖，指其精气之在天则为上神，指其亡亲谓之先祖。[35]《礼运》以祭礼为中心讨论秩序的起源，正如陈顾远主张：由祭仪所表现之礼，实质上不外礼之仪，礼之文，礼之容，礼之貌，对于礼之义，礼之质，礼之实，礼之节尚未发现。

[85]值得注意的是，事神的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被视为礼之事，而正人伦才被视为礼义所在。[40] 卫湜：《礼记集说》第54卷《礼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册，第138页。[91] 卫湜：《礼记集说》第54卷《礼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册，第147页。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惟其如此，即便在大道既隐的世代里，人们仍然可以秩序创建而参与作为生人之纲纪的天理的显现。

[26]据此，整个本文可以分为以下6节：1．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但刘咸炘将大同小康两章重分为三章的做法，并不能根本上解决其所提出的问题。内部危机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这种传统信仰或文化价值本身的内容越来越缺乏说服力，趋于保守、僵化。

知性化的程朱理学只对知识阶层具有吸引力，对于广大社会民众而言仍然是高不可攀，难以企及。德国近代哲人康德将信仰排除在理性认知的范围之外，明确指出信仰问题不是理性知识的对象，不可能通过理性知识来获得。但是如果真要树立对儒家道德理想的信仰，其实这种知性的学习路径未必真能达到效果。而且恕体现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彰显身为君子的我的道德优越地位和对对方的不屑，所谓君子不屑于与小人计较、好男不与女斗，等等，都是这种居高临下的心态的体现，所以恕体现的其实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

韦伯认为清教徒的这种入世禁欲主义有助于那种崇尚严谨、理性、勤奋、节俭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当然，信仰自由得以最终实现，离不开近代欧洲多元权力中心的博弈导致教权的衰微，离不开世俗社会各种力量对信仰自由的努力争取和理论论证。

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商业文化勃兴，有力推动了整个西方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宋明理学同样也是为了纯洁儒家信仰，与欧洲的宗教改革、清教运动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理学的这种形上学探究的努力则更能够激发知识人的兴趣，所以对于知识阶层（士人）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就后一方面而言，这些虔诚的信仰极端主义者力图将自己严苛的道德洁癖和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推向整个社会，纯洁社会环境，要求全社会也要学习他们的做法和生活方式，最终建立某种人人皆为圣贤、圣徒的道德理想国。

厌倦了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的人们，自然可以借助于世俗力量（王权、贵族等）削弱宗教的权力。他们无疑是一切思想文化及信仰的自由、开放、多元化的死敌，所以一旦他们的努力成功，就将意味着极端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得势，意味着信仰、价值观乃至思想文化走向自由开放和多元化的道路被彻底堵死，社会重新回到高度单一封闭的状态。毕竟在古代社会里，读书识字的人只是少数，即使是读书识字的人，也未必都有那样的能力和兴趣去穷究儒学学理，去探讨理气之类抽象的形上学命题，能有这样的兴趣而且能这样做的人，即使在读书人中，也是屈指可数的极少数。问题的要害不在于道学家们纯洁信仰的努力本身，而在于他们为了纯洁信仰而强制要求社会大众必须接受这种信仰而不允许其他不同思想观点、不同价值观念、不同信仰的存在，扼杀思想和信仰的自由，也就扼杀了整个民族的生机活力和文化创造力，阻滞了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明清以来中国的专制皇权愈益强大、巩固，理学很快成为专制皇权的官方意识形态，道德专制与政治专制紧密结合，使其对社会的控制力得到加强。他们提出理（天理）、气等一套核心概念，来阐发儒家道德价值的丰富内涵，并赋予其源自天的神圣性（天理），试图为儒家的道德理想、价值理念提供较为坚实的知识基础，以此构建儒家的道德形上学。

凡是借助于外部强制逼迫人们必须接受某种信仰、必须践行某种道德规范，其后果都必将导致虚伪，人们不得不在表面上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但内心里却充满了反感，私下里甚至男盗女娼。在中国历史上，自从儒家学说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以来的两千多年间，象这样毫无顾忌地、公开地、普遍成风地为争夺皇权而相互残杀争斗，公然践踏儒家一向标榜的君臣父子夫妇伦理，皇权象这样频繁更迭的情况，以汉末到隋唐的五六百年为最严重，而到宋代以后，包括元明清，却明显地收敛了许多。

加之中世纪后期，商业的发展，世俗生活的各种物欲诱惑，教士群体也出现各种追逐物欲的腐化现象，严重败坏了教士群体的道德形象，进而损害了天主教的神圣形象，长久以往势必导致天主教的信仰危机。所以心学在明代盛行，并不是偶然的。这样的思维方式很自然地会将个体的主观道德意志赋予外部世界，以道德化的思维来理解世界万事万物的运行秩序。清教运动中宗教的势力暂时占上风，但是随后王权兴起，对教会权力构成强有力的制衡。但是清教徒们却竭力将这种纯洁的信仰及其生活方式强行推广到整个社会上去，强行要求社会民众也必须接受这种信仰、必须过这种生活，否则予以迫害，这就与信仰宽容、多元的人类文明进步方向背道而驰，这就不是文明的进步，而是倒退。从儒学发展史来看，汉代正式将其尊为官方意识形态，表面上看，儒学作为官学，风风光光，但实际上却危机重重。

在政治舞台上，这几个世纪，皇权的动荡与更迭之频繁如同走马灯一般，只要皇帝能力不足，立马就会被他人篡位，直至被诛杀。无独有偶，近年有一些学者也认为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也同样能够为个体主义价值观提供。

同时，理学所宣扬的道德价值、礼教规范乃至其思维方式与中国社会的家族文化、家族制度也颇为契合，很容易被家族文化所接受、吸纳，这又使得理学的道德专制能够融入人们所生活其中的家族秩序里，变成家族文化及制度的重要内涵。无论是清教徒得势的英国，还是加尔文统治下的日内瓦神权共和国，都严厉管控社会生活，严格限制乃至禁止民众的世俗享乐活动。

一、儒家清教运动的背景：儒家道德理想的信仰危机以欧洲近代早期的清教运动为代表的这类传统信仰及文化价值体现的自我革命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绝非仅有。而心学更是把这种道德理想的根源深植于每个个体的心灵深处，把天理溯源于每个个体的内心，就像新教认为上帝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一样，无需外求，只需服从自己内在的良知，就可以成圣成贤。

宋明理学的产生，实质上就是为了挽救儒学的信仰危机，所以其实也可说是儒学的一场自我革命。其实程朱理学这些人所谓格物，主要的还是研读经典、思考历史，也就是人类自身的事情，而对于草木之类纯粹的自然界事物，其所谓的格物致知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文学想象、比喻而已，就像周敦颐之爱莲一样。为此还炮制了刘邦斩蛇起义的神话故事，把刘邦塑造为真龙天子。明代有很多昏庸无能的皇帝，能力素质并不比晋惠帝强到哪里去，但是他们的皇后却没有一个象贾南风、武则天那样敢于觊觎皇权、淫乱宫闱，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能不说与宋明理学对于儒家伦理观念的神圣化已经深入人心有很大关系。

与近代早期的欧洲不同，明清中国没有形成多元权力中心的社会政治格局，而是长久保持着一元化的权力中心格局，而封闭的家族文化不但没能打破这种一元化格局，反而是将这种格局复制粘贴到家庭、家族生活之中。知道、了解教义或圣人言论、典籍，并不等于真心信仰这些教义或圣人的教诲，更不等于会身体力行去践行之。

概括而言，清教运动体现着某种古老的信仰或文化价值系统的一场自我革命。五、对于清教运动与宋明理学的某种错误理解——所谓个体主义、良心自由问题辨析有一种观点认为新教为近代西方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念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因为新教强调个体自己就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无需借助中介，个体身上就具有神性，这就为强调个体的独特价值乃至个性主义提供了逻辑可能。

如果清教徒不是生活在当时的西欧北美，不是生长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治法治和思想文化的环境下，而是生活在当时的中华帝国，易言之，如果清教徒是当时的中国人，那么，恐怕其能够为上帝增加荣耀、证明自己为上帝选民的世俗事业即所谓天职就不一定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更可能是别的，比如参加科举考试、入仕当官等等。如前所述，自从儒学被供奉为官学以来，数百年间，儒学貌似高贵，但却日渐庸俗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内容上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根基，缺乏道德形上学证明，无法赋予其道德理想以令人信服并尊崇的神圣性。

清教徒所谓入世禁欲主义的天职伦理如果放在传统中国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里，很可能也会是如此的结果。理学盛行以来数百年间，中国终究没有发展出主张思想信仰宽容、多元、自由的观念和相应的宪政制度。当然，这种将客观世界秩序做道德化理解的思维方式，一方面是与古代科学知识不发达有很大的关系。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思想、信仰的宽容与多元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清教徒不满于天主教会的僵化、腐败而自己追求纯洁信仰、自己自愿选择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这是其信仰自由，无可非议，而且就基督教自身的发展而言，新教改革及清教也自有其价值。

理学终究是要重树儒家道德理想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终究是要求人们重新培养对这种道德理想的信仰，而绝不是要去理性地批判它。进而，人从事任何一项事业都应该怀有一种敬畏之心去认真对待，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本心、体悟天理天道，达到儒家所追求的道德理想境界。

在这种一元化权力的社会里，理学那种对道德价值和理想信仰的独断性追求很容易被包括皇权国家和家族等小共同体在内的专制权力加以利用，变成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不难看出，陆王心学与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新教包括清教运动纯洁信仰的做法、路径颇为相似，都是努力破除传统信仰的繁琐和贵族化弊病，努力将信仰直接拉进个体的心灵之中而尽可能地抛弃那些繁琐复杂的中间环节，强调在信仰问题上个体努力的重要性乃至决定性。

一、儒家清教运动的背景：儒家道德理想的信仰危机以欧洲近代早期的清教运动为代表的这类传统信仰及文化价值体现的自我革命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绝非仅有。而信仰就不一样，对某种学说、教义的信仰就是一种绝对的盲从，而不是基于理性分析思考。